鄭永年：我們該如何面對南海仲裁結果

PARADISEBIRD

鄭永年：南海仲裁案今天已經出爐，結果在完全預料之中的。對中國來說，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冷靜，要認識到問題的本質。我們要追求國家利益，使得國家利益的最大化，而不能因為我們自己的判斷失誤或政策失誤，最終導致國家利益的最小化。有幾點是我們必須意識到的。

首先，圍繞南海問題產生的斗爭其實是很正常的，是地緣政治變遷的一個現象。發生這種事情不僅正常，并且是可以預期的。很多人對現在的這種狀況感覺非常驚訝，主要是因為我們過去對國際政治現實的認知有錯誤，期望有錯誤。

在歷史上，大國之間的戰爭或者說修昔底德陷阱多次發生。根據哈佛大學的研究，總共16次新老大國交替，其中12次發生了戰爭。新興國家跟守成國家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是很自然的現象，我們不應當感覺到驚訝。不過，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新興國家的崛起也不是說一定會發生戰爭，畢竟還有4次是沒發生戰爭的。如果策略好，戰爭也是可以避免的。

問題是我們自己準備好了沒有，有沒有準備好這種轉型？我想大多數人都沒有準備。很多人認為只要我們自己想和平崛起就可以和平崛起。這個觀點顯然是錯誤的。另一方面，和平崛起也并不意味著沒有任何一點小沖突，只要不導致爭霸戰爭，不導致大國之間大規模的戰爭，一點小沖突也并不可怕，也不影響中國的和平崛起。歷史上沒有一個大國不經過磕磕碰碰就崛起的，希望天上掉下來一個大國地位，根本不可能。

莫道明：企業也好，個人成長也好，都要經歷那么多坎坷，每一個國家成長的坎坷經歷。

拋棄幻想主義的國際觀

鄭永年：現在的情況只是說明了，我們以前的理想主義國際觀不成立了。今天的判決結果可能成為全球地緣政治變遷的分水嶺。這個判決具有標志性意義。我們要培養一種怎么樣的現實主義的國際觀？理想主義只有建立在現實主義之上才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如果建立在虛幻之上的就不叫理想主義，那叫空想或者幻想。

莫道明：我們把中美關系定性為競爭性的關系，還是定位為敵對的關系？全方位的競爭是新興大國跟守成大國之間的必然沖突點。我們把它界定為敵對關系還是界定為競爭關系就非常重要了。2008年的經濟危機開始使得西方國家認識到中國的實力，對中國產生警覺。盡管我們把中國的發展模式定位在為世界多提供一種制度選擇，而不是誰消滅誰的關系，但即使這樣，也足以對西方產生沖擊力。

我想今天的判決結果可能成為全球地緣政治變遷的分水嶺。一個既成的事實是，美國已經向南海派出龐大的軍事力量，同時中國近日派出了三大海軍艦隊在南海進行了實兵演練。怎么樣減緩出現大面積戰爭的風險？我想兩國的領導人都有這種要求。接下來的局勢演變就有如下四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美國全部撤走或者是留下局部的軍事力量，但這就意味美國面臨著失去亞太盟國信任的風險，意味著美國走上了衰落的道路。我們不要有這種空想，美國不會做出這種決策。

第二種可能，2012年后中菲之間圍繞黃巖島的利益訴求已經發生了徹底變化。這之后，整個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崛起產生了不同的看法。我們先撇開海牙國際法庭審判過程是否違法的問題，就從判決書的結果來說，假如美國想履行這個結果，它沒有判決結果執行者的合法性。中國不可能放棄主權。如果中國放棄了黃巖島的主權，也就意味著中國不可能再實現第二個一百年民族崛起的機會，中國的崛起就沒有任何希望。

第三種可能，美國海軍開進去了12海里領海，那么中國捍衛主權，這個沖突就必然產生。不管是局部還是全面戰爭，結果只有一個，就是災難。中美兩國的政治精英都是不期望這個結果的。

第四種可能，避免零和博弈的前提下尋求利益的平衡，中國要讓渡一定的空間，比如照顧菲律賓漁民在黃洋島附近的捕魚權。這個是最考驗智慧的可能。到目前為止中美還保留著廣泛的接觸渠道和溝通渠道，這種溝通渠道就有希望化解危機。

裁決的實際影響不大

鄭永年：裁決結果對中國的影響主要是概念上的，實際上的影響并不會太大。最壞的成果今天已經出現了，就是否定了九段線，全盤否定了中國的歷史性權利。那么，誰來執行這個結果呢？國際上沒有執行者，美國也不可能作為執行者。美國本身不承認國際海洋法。所以，沖裁結果對中國實際的影響不會太大。

莫道明：美國對結果沒有執行力。但我補充一下，美國可以提交到安理會討論，因為剛好日本是它的主席國。七月份，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時期。

鄭永年：我一直強調，菲律賓這個案子是政治問題，是美國在背后操作的一個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最終還是要用政治的方式去解決，而不是用法律，法律只是一個工具。軍事是政治方式的最后一招，軍事其實就是政治的延伸。回歸到政治層面，美國怎么做？中國控制不了。但是，中國本身對這個局面要有判斷。首先，中國和美國的關系，我們最好界定為競爭關系，現在還不是完全的敵人關系。中美兩國從實際層面來看很難把對方看成是真正要置之于死地的敵人，雙方都沒有這個能力，畢竟兩個都是核大國。和以前的美蘇之間不一樣，美蘇之間沒有任何來往，除了核武器的互相威懾，而中美兩國是當今世界國際關系的兩個支柱，哪個支柱倒下去了，這個世界就會垮掉。

我在這里再強調一下，競爭關系就是有沖突也有合作。我們既要看到有很多地方我們可以合作，也要看到也有不可避免發生沖突的地方。我們要隨時準備好沖突，不要把中美關系太理想化了。我個人覺得，無論是南海問題還是東海問題，和美國的那些問題，都是地緣政治問題，實際上都是地緣政治表現的一種正常反應。大家不應當感到驚詫，而應做好斗爭的準備。

莫道明：要隨時做好斗爭，防備軍事沖突。

美國的成本遠高于中國

鄭永年：當然，斗爭也并不是說就沒有合作了，這兩者我們要分清楚。實際上，如前面所說的，中美兩國競爭點并不是東海問題或者南海問題，這些都是地緣政治，中美之間還有地緣經濟和其他方面的。美國為什么把中國看成敵人？更多的是因為中國的發展模式與美國的模式不同。

如道明所說的，要美國全部撤，不可能；它撤，表明它真的衰落了。美國現在所具備的實力也不容許它這么做。中國也不可能退讓，因為這個是國家主權問題。所以只能有第三個選擇，那就是斗爭之后的互相妥協。中國的妥協和美國的妥協意義是不一樣的。中國的妥協就是真正崛起的開始，最后勝利的起點，只是早晚一點而已。而美國的妥協實際上標志著它真正衰落的開始。

莫道明：對，美國的衰落是相對緩慢的。相對于中國崛起的實力對比來說，它不是一個絕對的衰落，而是一個相對比力量的減弱。如今仲裁結果公布了，中國面臨的一個影響就是國際壓力，美國要塑造中國不守國際規則的形象。

鄭永年：還有一個影響就是菲律賓、越南、或者其他國家，會仗著國際法依據，可以在南海搞動作了。同時，中國還會面臨來自東盟整體的壓力。

第一，在和美國層面，中國還是會強調自由航行，中國不影響南海的自由航行。我想美國不會愚蠢到去炸中國的島礁，因為這是戰爭。最多是說，美國軍艦靠近甚至駛入我們領海的12海里。那么，我們能不能利用南海把美國給拖住？美國在南海能待多長時間？歐洲事務怎么辦?中東事務怎么辦?美國在其它地方的利益怎么辦?美國南海戰略的成本非常高,中國的成本遠低于美國。中國可以把南海和東北亞戰略結合起來。南海問題和日本沒有任何關系，中國可以在東北亞增加軍事壓力，對日本構成巨大的壓力。要意識到，對中國來說，我們是在保衛自己的國家利益；對美國來說，他們是在保衛其它國家的國家利益。對中國來說，軍事現代化是必要的；而對美國來說，為他國二戰的成本很高。

第二，對東盟整體，中國有很多措施可以使用。例如，中國和東盟之間可以進行漁業協定談判。盡管這個區域每年都發生很多漁業糾紛，但沒有任何機制來解決糾紛。再比如，也可以進行中國東盟海洋環境保護和海洋資源保護的協議。海洋環境和資源的問題早已經提出來，但沒有國家的合作來討論和形成制度安排。如果能夠以這些合作來代替島礁沖突，那么有助于緩和南海緊張局勢。但是，有一條中國要和東盟講清楚：我們的領土爭端與東盟整體沒有關系，東盟作為整體和南海爭端關系并不大。

中國可效仿美國制裁古巴

莫道明：對菲律賓越南等希望制造矛盾的國家，我們應該怎么辦？如果菲律賓新總統杜特爾特想雙邊談，我們可以按照既定的原則和他雙邊談。如果他們不愿意談，我想中國不要再像以前那樣，可以下定狠心，出臺懲罰性措施。中國和東盟十國之間，出現一個兩個“古巴”也是可以的。美國和古巴之間半個多世紀沒有交往，任何經濟往來都沒有。中國效仿美國制裁古巴的做法，可以用來震懾菲律賓等。中國談判的大門永遠是敞開的，但是菲律賓等國千萬不要因為仲裁的結果而耀武揚威。中國可以和你談，但是不能沒有底線的妥協。

鄭永年：中國可以和菲律賓談判，但主權是沒有任何松動余地的。在主權確保的前提下，任何事情都可以談。實際上，即使在沒有使用任何國際性法律的情況下，中國和越南早就解決了陸地邊界問題。在和越南解決陸地邊界過程中，中國的讓步也不少。這個案例也說明，說中國是“大國欺負小國”并沒有任何證據。另外，中國要隨時準備好，用經濟力量和軍事斗爭結合起來。西方從來都是這么做的。

莫道明：任何的軍事放松都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任。軍事不是為了戰，而是為了不戰，這才是最高境界。同時南海可以作為中國增加美國負擔的棋子。這對于中國跟美國的競爭是有利的。因為美國在南海的支出成本太大。美國放棄了如阿富汗和中東的地緣利益，而轉移到南海，這并沒有減輕它的負擔。同時我們要意識到美國的五角大樓和白宮之間的關系，它們之間的觀點未必都是一致的。我們怎么把它們區別對待，這是我們要深入研究的。五角大樓和白宮之間的關系涉及到預算開支問題，國內承擔的問題等等。在這之前，我們要多對美國國內運行的機制做更深入的分析。

鄭永年：對的。我們不要把美國看成是一體。美國社會其實很多人不想美國卷入跟它利益毫不相干的地方，因為美國國內很多人知道南海的自由航行其實是根本不受影響的。還有一個我們要意識到，奧巴馬總統是一個非常弱勢的總統，根本控制不住軍方。五角大樓現在的自治程度太高。

莫道明：這里面可以補充一個例子印證這個觀點。即國內的槍械管制。美國每年死于槍殺案的人不少于它打一次大仗的人數。槍支泛濫對社會的危害性很大，但美國沒法有效地管控槍械就是因為利益集團的干擾。所以中國如何將美國社會的精英和民眾力量進行導向，也是中國的一個策略選擇，不要讓這兩者形成一個完整的力量。

尤其是大選中特朗普的崛起，他可能有孤立主義的傾向，是反全球化的。孤立主義產生是不是對中國有利？我們要分析這個問題。他的政策是不是給中國制造一個更好的國際環境？如剛才鄭老師所說的，美國把南海問題作為延緩中國崛起的過程，而妥協是我們崛起的轉折點。

鄭永年：我們要記住，大國之間的競爭不要演變成一戰、二戰這樣大規模戰爭的情況。世界大戰的根源在國內矛盾。美國也好，歐洲也好，例如英國公投，都是國內矛盾的體現，西方各國今天國內的民粹主義非常強。中國不要給它們機會把其國內矛盾轉移到國際層面。尤其是美國的體制，總統的國內政策寸步難行，但總統在外交領域就可以很強勢。中國要理解西方現在深刻矛盾在于國內矛盾。我們要堅持底線，但是也要做妥協的準備。這個妥協不是說放棄我們的利益，而是為了我們的崛起，更順利地崛起，不是通過大規模的戰爭而崛起。

莫道明：所以說我們在南海問題的妥協可能預示著中國崛起的一個大機會。這就是要靠智慧去斗爭、去化解、去妥協。

中國崛起道路上的第一個大考

鄭永年：我覺得這是中國崛起路上的第一個大考。為什么東南亞國家或者其他國家不信任中國而信任美國呢？因為美國這個國家在崛起過程中通過了很多考試。當然，它有時成功地通過考試，有時也是考試失敗的；它有的做法是正確的，有的是錯誤的。中國現在崛起只是經濟力量的增加，還沒通過任何考試。現在，南海問題就是我們的一個大考，這也是中國作為大國應當承擔的，不應感到驚訝，更不好恐懼。以后還會有很多的大考。沒有經過這些大考，哪能畢業，哪能拿到畢業證？我們國民也應當具有心理準備，而不是說事情來了，天就塌下來了。

莫道明：如果中國的強硬或者美國的強硬，只是作為談判的籌碼，那么南海問題就比較容易化解。我們認為中美的強硬更多的是作為籌碼，而不是作為挑起戰爭的手段。基于這個判斷，兩國溝通和談判的技巧就很重要；比如，我們在捍衛一個利益的時候，對方會提出一定的甚至很高的要價條件，但是可以通過談判來達成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結果。

鄭永年：這一點對中美都很重要，也就是說，軍事壓力只是為政治談判創造一種大環境而已。我不認為現在美國真的準備好跟中國開戰。

莫道明：一旦開戰，誰都無法控制戰爭的結果，中美兩國都是核大國。美國以前打仗的對手都是對它本土沒有真正攻擊能力的國家。亦即，保證戰火不會直接燒到美國本土是美國決定是否參戰的一個判斷依據。但是一旦美國和中國發生戰爭，美國沒有把握戰火不燒到它的本土，也就是說，中國的戰略一定有足夠的能力把戰爭燒到美國本土。所以美國人是不愿意冒這個險的，它的政治是十分實用主義的。

鄭永年：像朱成虎將軍以前說過的，中國現在的能力，太平洋已經不是不可逾越的鴻溝了。美國不能像以前那樣想著有兩洋保護就萬事大吉了。不過，這里要補充一點，民族主義不可避免，也是需要的，但是一定要避免像義和團那樣的民粹主義，一上來就喊打喊殺，并且好像刀槍不入的樣子，好像戰爭才是唯一的道路。毫無理性的民粹主義是中國出現的第一類極端。

第二類極端便是幻想主義。比如，前幾天還有人在講希望菲律賓收回仲裁，這就是幻想主義。收回仲裁是完全不可能的！就算菲律賓愿意收回仲裁，美國也不會同意。這個案子本身就是美國在后面操縱，美國絕對要把仲裁作為一種斗爭手段來對付中國。簡言之，中國在南海問題存在兩種極端，一是民粹的“打”，二是天真的幻想主義。這兩種極端中國都要避免。中國必須做好理性的斗爭準備。現在這個局面就是因為我們以前沒有做好斗爭準備，才會出現這兩類極端。

莫道明：我們的國民要避免這種理想主義，也要避免民粹主義。魯莽的話就中了美國人的計。我們要更理性地思考，理性的應對手段。就算南海仲裁事件過去了，還會不斷有更多的危機被制造出來。美國一定是不敢罷休的，包括日本，還可能會制造其它借口。所以不要幻想著菲律賓這個仲裁案過完以后就風平浪靜了，那是不可能的。

就像鄭老師所說的，這是對中國的一次大考，以后還會有我們預計不到的事件不斷出現，但我們如果坦然，做好應對的研究和一些議案，把心態和狀況控制好，那么中國反而可以讓美國付出很大的代價。如果中國能集中精力發展好國內建設，那我們應對美國的策略還是有相當大的余地。

南海的嚴峻性遠遠比不上薩德危機

鄭永年：我過去曾經說過，如果從當今世界幾個主要大國的形勢來看，美國現在越來越像過去的蘇聯，中國從某些方面看有點像以前的美國，現在的俄羅斯倒是像以前作為配角的中國。

事實上南海危機的嚴峻性遠遠比不上朝鮮半島的薩德危機。1962年蘇聯把導彈弄到古巴了，現在美國要把導彈弄到東北亞，這是一場對中國更大的考試。中國應該如何處理？現在的問題是，中國還是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不能一下子演變成當初美蘇一樣的對抗，也沒有必要。有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中國無論如何是在為自己的國家利益而戰，這是應當做的，美國是為其他國家而戰，成本很高，并且是不應當做的。美國有了巨大的代價之后才會考慮清楚。

莫道明：剛剛過去的六月，中國遇到了很多問題。比如中日兩國戰斗機在釣魚島上空的危險接觸，再比如臺灣軍方的導彈“誤射”事件，再到韓國部署薩德導彈系統，背后都可能是美國在操縱。誰跟中國走得近，美國一定要把他搞下來。韓國的樸槿惠總統稍微與中國關系好一些，美國就開始要制造危機。中國千萬要想清楚，菲律賓反而不是焦點。我們不要搞錯方向。我們應該淡化菲律賓的角色，因為菲律賓新總統剛剛上臺，并且這個國家實力非常弱，不可能對中國真正形成挑戰，它是通過法律政治文件和宣傳的口號來做的。更實際的危害是美國布在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的三招棋。這三個國家或地區有財力、有實力，也有國際影響力，對中國傷害會更大。我們不要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錯誤。

薩德導彈危機已經來臨。我們眼下能做的就是如何在短時間內懲治韓國，讓它付出巨大的代價。韓國和中國的貿易往來占其進出口總量的第一位，如果能傷害這個根基，至少把安裝薩德導彈的城市的中韓經濟往來封鎖掉，那么將是對韓國一個嚴重的打擊。這才是我們面對長久傷害的一個反制措施。第二，我們一定要防止臺灣當局在太平島給美國軍艦訪問、停靠帶來的長久的傷害。

剛才鄭老師所講，中國老是抱著一種理想主義，認為韓國應該是會放棄部署薩德導彈的，其實我們一早就應該有這個判斷，它不會放棄的。我們在朝鮮核問題上考試就沒有過關。如果我們把精力放在南海，而放棄了對臺海問題的布局，那我們也會是失敗的。這兩個傷害對中國來說后果更不可承受。我們一定要注意南海問題是轉移了我們的視線，而更重要的地緣政治利益我們不能忽視，否則禍害更重。

中國需要盡快制裁韓國

鄭永年：所以說起中國崛起中的大考，有幾個是一定要過關的，即東海問題（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臺灣問題和朝鮮問題，這是地緣政治中的四個大考；還有一個小考稍微容易點，就是香港問題。我們現在在進行的國際政治斗爭是大國政治斗爭。一方面，中國要理解大國周圍的小國、小地區和中國、美國都發展友好關系，這沒問題，但是另一方面，中國不容許這些小國家明確地“選邊站”，否則就要給予應有的懲罰。

莫道明：比如說韓國，如果我們短時間內不做出懲罰措施，人家就會認為你是接受薩德部署的。如果我們還是像當年處理南海撞機事件，或者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一樣，自認倒霉，那就是失敗了！比南海政策還要失敗。所以我們必須要短時間內給韓國一個有殺傷力的制裁措施，要讓它付出慘痛代價。

鄭永年：還有太平島。臺灣現政府對美國和日本的態度已經很清楚了。中國大陸就應該明確劃紅線，發展一定程度，我們可以就收回太平島。中國軍方要有軍事準備，有迅速收回太平島的作戰方案。中國可以高調宣布，提前畫好底線，大國就要有這樣的態度。大國要善于應對大考，考得過考不過是另外一個事情，但不敢考試就永遠不是大國。美國也不是每門考試都過的。要敢于去接受挑戰，如果考試的門都不敢進，那就永遠不是大國；一次考不過那就考第二次，這才是大國應有的態度。

莫道明：大考會接踵而來，絕對不會消停。如果南海問題被中國化解了，那么太平島危機和其他危機也會馬上到來。薩德導彈系統完成部署前，南海要消停的機會不大。如果美國把中國的注意力轉移了，其導彈系統也裝完了。

鄭永年：菲律賓今天宣布并不意味著這個事情結束了，恰恰相反，大國政治才剛剛開始，政治較量才剛剛開始。

莫道明：美國怎么會讓它收場，在叫嚷是可以的，結束是不可能的。

鄭永年：從長遠看，中國要吸取的教訓是我們的政策研究太落后了，我們總是臨時抱佛腳，直到事情臨近了才把所有資源動用起來。以前那么多年都干什么去了呢？如果中國現在做的事情能提前到五六年前去做會怎么樣？肯定不會是現在的局面。就是說，我們缺失預判性研究。我們中國有沒有這樣的獨立政策研究機構呢？沒有。你比較一下美國那套獨立的國際戰略研究系統和中國的研究系統就知道了。

——以上內容引自、鄭永年、莫道明有關南海仲裁案專題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