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鐵要恢復350km/h了！背后故事，值得每個中國人警醒！

PARADISEBIRD

近日《高鐵風云錄》作者表示，中國高鐵明年將提速至350公里時速。據了解，該作者系高鐵行業內部人士，曾披露“中國高鐵招標幕后：中方代表摔茶杯鎮住日方代表”等細節。

此外，另一消息源澎湃報道稱，“據多方可靠消息，鐵路總公司近日開會，討論中國高鐵恢復運行時速350公里等問題。預計明年初，從京滬高鐵開始逐步恢復350公里運行時速。”

這事兒貌似已成定局。

在鼓掌之余，內參君不禁想：高鐵真的是提速嗎？非也，非也！其實，2011年7月前，中國高鐵的速度，一直都是每小時350公里。這次只不過是恢復到原速度，“達速”而已。

二

高鐵重回350公里時速，頗有點像魯迅先生所說的：“蒼蠅飛了一圈，又回到原點！”

中國高鐵提速的緣起，需要追溯到2011年的高鐵降速。高鐵發展并非一帆風順，其中最大的波折，就是2011年7月23日晚上發生的甬溫線事故：從北京南站開往福州站的D301次動車與杭州站開往福州南站的D3115次動車發生追尾，造成40人死亡。

一時間物議洶洶，不僅指向了高鐵這一新生事物，而且指向了中國的經濟模式。記得一篇上綱上線的“中國，請放慢腳步等等人民”的煽情之文瘋傳，很多人金剛怒目，大爆粗口，甚至要求“潑臟水乃至潑掉孩子”。眾口鑠金，口水差點把高鐵淹死。

迫于輿論壓力，高鐵開始“降速運行”——設計最高時速350公里的高鐵，按時速300公里開行；設計最高時速250公里的高鐵，按時速200公里開行；既有線提速到時速200公里的線路按時速160公里開行。這意味著，除了京滬高鐵等少數高鐵保持300公里的運營時速外，大多數線路均回到了2007年鐵路第六次大提速前的狀態。

采取這種“降速”的折衷辦法之后，還好，高鐵沒有下馬，而是始終在黨的領導下保持高速發展，成為了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動脈，也成為中國制造走出去的一張靚麗名片。但代價是，4年來，我們的高鐵一直以低于設計時速來運營。有人形容，這是“奧迪”當“奧拓”開，浪費相當大。

我們政府是有魄力的，力排眾議，高鐵即將恢復350公里的時速了。4年啊，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中國社會，為自己的不寬容，付出了顯而易見的代價！

三

非專業人士理解專業問題，容易流于一種想當然的片面。比如，甬溫線事故發生原因，很多人第一感覺，是因為高鐵速度太快，進而推導出：列車越慢，追尾事故的嚴重性越低，越安全。其實該想法大謬不然，高鐵安全首先應該保證的是不發生追尾，而不是以何種速度追尾。實驗證明，高鐵速度越高，脫軌系數越小。

回頭看，把甬溫線事故的責任安在高鐵頭上，堪稱”冤假錯案“。當年甬溫線事故的列車運行速度只有100公里/小時左右，根本與“高鐵”是兩碼事，事故原因也非軌道和機車，而是信號設計等運行指揮系統出了問題。中國高鐵本來就是按照350公里時速設計的，目前世界上運營速度最高的高速鐵路是日本的東北新干線，最高時速320公里，其最小曲線半徑4500米，而京滬高鐵的最小曲線半徑是7000米。實驗表明，在京滬高鐵上即使以時速430公里行駛，也比目前日本新干線時速320公里的列車更穩定、更安全，承受350公里的時速更不在話下！

涉及專業領域的事，普通民眾就是烏合之眾。該由專家決策的領域，就該讓專家負責。然而，鋪天蓋地、上綱上線的社會輿論，讓這個本應該屬于專家的領域，被大眾意見所綁架。很多的所謂大V，憑借一些感性認識，迅速發出了“高鐵只能是高速運行的活棺材！該剎剎車了”等言論，一呼百應，成了正義和公正的化身。然而，今天高鐵恢復原速度，證明他們其實是錯了。去年，這位大V又發微博稱：“南京—上海動車；上海—杭州動車；杭州—寧波動車……快捷、方便、效率……我喜歡乘咱們的中國高鐵。”

然而，這已經是降速三年之后的事了。

四

任何新生事物的誕生，都要經歷艱難的陣痛，關鍵是社會能否寬容這種創新，能否平常心待之。高鐵也不例外。

高速鐵路誕生50多年來，一共發生了三次重大事故。加上甬溫線動車事故這本算不到高鐵頭上的事故外，1999年德國ICE事故死了100人，2014年西班牙高鐵事故死了79人。對于這些事故，德國和西班牙社會都比較平靜和包容。但在中國社會，則掀起了軒然大波，面臨汪洋肆虐的指責。

其實再回頭看這些恐慌，顯得很非理性。生命是最重要的，這當然沒錯。但關鍵是，無論是從事故率來衡量還是從死亡率來衡量，高鐵都是人類歷史上最安全的交通工具，沒有之一。2013年高鐵旅客運輸5.3億人次，航空國內是3.27億人次，接近2倍；2014年則接近3倍這一數據。高鐵的安全性，遠遠少于包括航空、道路交通以及普通鐵路旅客運輸在內的任何一種交通工具。為什么飛機掉下來沒有那么大的社會震蕩，而遇到動車相撞則歇斯底里？或許還在于：高鐵是一種新事物，對創新，我們的社會往往更加求全責備！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部中國高鐵的歷史，就是一部中國創新創業和社會慣性心理博弈的縮影。這也說明，中國社會還不夠成熟，還有一些容易滋生民粹主義的土壤。對于創新，我們的民眾還不夠寬容；對于創造，我們的民眾還不夠平和；對于試錯，我們的民眾還不夠淡定。善良的人們，還很容易被一知半解所支配，被道聽途說所蠱惑，進而非理性地發言和行動。

五

錢學森在臨終前，曾經發出了著名的“錢學森之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與李約瑟難題一脈相承，成為了關于中國創新的一道艱深命題。錢學森老人自問自答：需要社會具備創新意識與科學精神，能夠鼓勵與眾不同的創見，更有濃厚學術氛圍與競爭氣氛。

中國現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越來越小，這是一個好消息，同時也是一件壞消息。因為它說明，我們的后發優勢正在逐漸消耗殆盡，下一步發展，更多必須依靠我們自己的創新創造來支撐。人口劉易斯拐點的出現，也要求我們的產業發展，從依靠便宜的勞動力，向依靠創新創業轉變。

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今天，我們更有必要汲取中國高鐵突破性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營造一個能夠寬容失敗、更加從容淡定的社會心態和社會氛圍。

中國的未來發展，實在有賴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