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剝削對象由農民工變成大學生

PARADISEBIRD

一

中國的崛起，離不開“四大紅利”——釋放經濟體制潛能的“改革紅利”、享受全球化進程的“開放紅利”、放大成本優勢的“資源紅利”以及持續了幾十年的“人口紅利”。從根本上說，適量、適齡的勞動力人口是中國奇跡的根本保障。正因“人口紅利”形成了勞動力豐富、撫養負擔輕的“黃金時期”，才使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環境孵化了其他紅利。

如今，股市暴跌、經濟下行、樓市“滯漲”再次引發了人們對中國經濟觸及“減速帶”，各大“紅利”消退的擔憂。2012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首次減少，“劉易斯拐點”來臨，之后幾年持續下降，未來這種下降趨勢將持續，中國正在迅速失去其廉價勞動力的優勢。

近日，有文章指出中國人口總數也將在2017年迎來增長拐點，之后將迅速下降，此后低生育率加上老齡化趨勢，將使“人口紅利”蛻變為“人口負債”。

二

鑒于人口結構變遷的不可逆性，人口紅利在短期內的不可重復，人口紅利的時代切換的確亟需直面。

實際上，中國的城市崛起源于對農民工的剝削：從毛澤東時代的一次剝削——為滿足國家主導的工業化需要，利用剪刀差剝奪農業部門剩余來供給重工業所需的原料和資金；到城市化的二次剝削：征用農村土地，將農民趕進城、趕上樓，為城市化和工業化提供了充足且廉價的勞動力，農民工用勤勞、汗水甚至是不公平待遇，完成中國崛起的原始積累。

不過，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的不斷減少，農民工的身價也水漲船高，不斷出現的“用工荒”折射出其在人力市場的“香餑餑”地位，和大學生的“白菜價”相比，農民工可謂“完勝”。

三

緣何“剝削”對象由“田間農夫”變成了“天之驕子”？“剝削”對象變遷，折射出全球化、城市化、工業化的階段轉化。

一則，就全球產業轉移而言，生產要素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中低端制造業從東部向中西部轉移，都是大勢所趨。“將工廠開到家門口”是全球戰略轉移的結果。富士康的大搬遷就是象征性事件。

二則，就工業化的階段而言，在工業化初期，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會帶來低端勞動力的大量轉移及就業大幅增加，如東亞各國起飛的過程中，保持了相當低的失業率，低端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參與度較高，但工業化進入一定階段，低端勞動力的成本優勢便會逐漸消失，尤其是在人民幣升值、房租漲價和周邊東南亞地區等更廉價勞動力的擠壓效應之下。

三則，就城市化的階段而言，目前大型城市對于農村年輕勞力的吸附基本完成，留在農村的“老弱病殘”很難參與更深入的產業升級。無論是科技園區、生態園區、高端制造等都需要大量職業型、技術型人才，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顯然無法匹配產業升級的用工需求，而面大量廣（每年上市規模達六、七百萬）又價廉的大學畢業生，自然成為了下一個極具挖掘潛力的“人力資源池”。

四

鑒此，“剝削”對象的切換實際上是時代背景的切換。對于國家而言，低成本時代已行將就木，可供“剝削”的廉價勞動力也已由競爭優勢變為了轉型瓶頸：

一則，廉價勞動力導致中產階層難以成型，無論是內資還是外資，民資還是國資，廉價勞動力的組織者或使用者，所提供的低微收入，都間接使消費型社會“胎死腹中”。

二則，廉價勞動力使得產業升級匱乏動力：資方盤剝勞方，已經賺得盆滿缽滿，自然喪失了動力去搞升級。

三則，廉價勞動力致使經濟結構持續失衡：財富在通脹中從貿易順差國流向了貿易逆差國，由窮人流向了富人，反而拉大了結構性失衡。

不過，從另一方面看，國際經驗也表明，當前西歐多國老齡化水平超過20%、日本高達23%（接近于2050年的中國水平），卻并未出現“工作找人”的勞力短缺，相反依然是“人找工作”的崗位緊俏。原因正在于，這些發達地區順利通過科技進步，使經濟不再依賴甚至排斥低端勞動力的增長。

從這一角度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反倒可能在較長時間看來是催生產業升級、緩解就業壓力的“福音”。因此，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雖會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為“危”，但若能以此為契“機”實現產業升級，無疑將利于經濟社會的發展方式轉變。

五

對于地區來說，依地區稟賦進行差異化發展已經箭在弦上。

一方面，東、中、西部的比較優勢已現進一步分化：無論是拼人力資源的吃苦耐勞，還是拼土地資源的廉價程度，東部都拼不過中西部。如果繼續在老路上和中西部爭奪低端勞動力恐非上策。因此，東部發達地區進行有條件地“鳳凰涅槃、騰籠換鳥”，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升級，而中西部地區通過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讓更多的農民工就地就近就業，形成東、中、西的錯位發展態勢。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需相應地優化農民工進城的政策環境，化解勞動力在產業間流動的深層次障礙：因地制宜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高農民工醫療、養老、教育和住房保障等社保待遇。

六

對于企業而言，剝削“體力”的時代則將切換到剝削“腦力”的時代。“民工荒”的出現，和當年小崗村的變革一樣，是農民通過“自我救贖”行為，倒逼企業踏上“轉移、轉業、轉型”的梁山之路。事實上，無論是經濟結構的調整，還是發展模式的轉型，本質上都是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是財富的重新分配。

在時下利益博弈日趨尖銳的情況下，這種自發的、結構性的人口變遷，將比自上而下的運動式口號更能推動企業邁開調整步伐，向高端產業鏈突圍：從以農民工為代表的低端的“中國制造”切換到以大學生為代表的“中國創造”，從滿足農民工所需的“溫飽”切換到滿足大學生（及新生代農民工）所需的“發展”，從挖掘“人口紅利”更多地轉向挖掘“人才紅利”。

七

而人口結構的變遷，也將帶來不少投資機會。

首先，勞動力成本驅動“智能替代”。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將極大拉動對智能替代的需求。如富士康等企業已經開始了大規模應用機器人，機器人是沒有情緒的工具，在人力密集型的生產線上，顯然更受企業歡迎。

其次，人口老齡化激發對醫療行業需求。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患病率和就診率都會顯著上升。人口老齡化將加速推升對醫療的需求，針對中老年人的醫藥、醫療器械以及醫療服務將直接受益。

最后，農業奢侈品或將使農民反身剝削城市。金融大鱷羅杰斯不久前說“假如我現在20歲，肯定放棄金融而去學習農業”。稀缺的資源，廣大的市場，多層面的需求，正在醞釀未來現代農業的巨大機遇。留守田間地頭的農夫或將用自身的“精耕細作”（如農業奢侈品）反身“剝削”城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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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是最恐怖的危機

著有《大國危途》的劉忠良在五六年前描繪了中國人口危機的進程——超低生育率導致年輕人口快速減少且老齡化快速發展，大城市抽吸中小城市和農村人口，中小城市和農村進一步失去希望，最后年輕人口都涌入特大城市，在高生活壓力下繼續超低生育率，導致超低生育率危機無可救藥。

河南、四川等省份人口流血又割肉

據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東北三省人口凈流出180萬。不過，東北并不是最慘的，人口流失最嚴重的是河南和四川。河南省2010年人口凈流出1032萬，2013年人口凈流出上升到1191萬。四川省2010年人口凈流出959萬，2013年人口凈流出上升到1026萬。估計目前河南、四川的人口流失之和基本相當于一個澳大利亞。

2010年時，中國總和生育率是1.181，這就意味著下一代人口將比上一代減少45%以上、兩代減少70%，超恐怖的人口崩潰！先減少的是孩子，接著便是減少年輕人口。比如，根據人口普查資料，中國2018年大學年齡(18～22歲)人口將只有2008年的55.6%，10年將近減少一半，三四流大學將在中小學倒閉潮之后也將面臨生存危機！

2010年人口普查時，河南的總和生育率是1.301，這意味著人口每過一代減少40%、兩代減少64%。2010年四川總和生育率是1.075，這意味著人口每過一代減少50%以上、兩代減少75%以上。

河南是中部最大的農業大省，四川是西部最大的農業大省，生育率都是屬于低于1.5的超低生育率水平，同時人口流失最嚴重、也是流失速度極快的省。這就意味著，隨東北三省之后，下一波倒霉的省就是河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了。

超低生育率外加人口流失將面臨“發展的破產”

上海早在1979年就進入老齡化社會，1993年就步入了戶籍人口自然負增長。如果沒有至少1100萬以上的、以年輕人為主的外來人口，上海已經是一個人口負增長的、超級老齡化的社會，現在經濟社會發展陷入停滯。

根據社保部門的數據估算得出，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實際上已經接近3000萬，而2014年北京戶籍人口不過才1333萬。如果沒有比“老北京”還多的外來年輕人口，北京既沒有發展也沒有競爭力。

試想想，20年之后，即2035年中國步入“超級老齡化”社會，1949年出生的人口已經步入死亡狂潮，人口已經快速負增長。雖然大城市可能還算不太老，問題是，中西部的中小城鎮尤其是農村呢？恐怕只能做大城市的“養老院”了。

20年之后，河南、四川等省份，除了少數大中城市之外，廣大中小城鎮和農村，年輕人口所剩無幾，人口自然快速減少外加年輕人口超級流失，還談什么發展？基本上說已經被發展判了死刑，或者說是“發展的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