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曾外孫女遭紅衛兵扒光上衣侮辱 悲憤自盡(圖)

PARADISEBIRD

北京大學紅衛兵抄家時，強迫曾國藩的曾外孫女——俞大絪教授下跪在地，紅衛兵剝除她的上衣，用皮帶狠命抽打，鮮血淋漓。俞大絪教授終于不堪侮辱，悲憤難抑，服藥自盡，年僅六十歲。本文摘自2013年第2期《國家人文歷史》，作者沈寧，原題為《永遠活在我心里的俞大絪教授》。



1956年冬，俞大絪（中）

從我懂事開始，在家里聽到最多的人名之一，是俞大絪，她是中國化學大師曾昭掄教授的夫人。我的父母都是做英文工作的，經常聽他們提到：俞大絪教授當初是這么講的，俞大絪教授當初是那么講的。如果他們在英文方面遇到問題，就更會爭論，然后結論是：我們去問問俞大絪教授好了。

我們從上海搬到北京之后，父母帶了我們兄弟，第一個去拜訪的，也就是俞大絪。順便說明一下，俞大絪是真正的名門之后，她是曾國藩的曾外孫女，陳寅恪先生的表妹，原國民政府交通部長和國防部長俞大維的妹妹。

俞大絪和她的姐姐俞大縝，都曾留學英國牛津大學，主修英國文學。抗戰時期都在重慶中央大學英文系做教授，那時我的父母兩人都是她們的學生。俞大縝講英國文學史，很嚴格，歷史年代、作者生平、代表作介紹、文學風格等，都要一字不差地背，學生們都有些怕。俞大絪講英國小說和英國詩歌，講得生動逼真，引人入勝，學生們都很喜歡上她的課，也記得比較迅速和牢靠。

父親曾經告訴我，他最喜歡的課，是英美詩詞，俞大絪教他們唱美國民歌，如《蘇珊娜》等，要求學生們背熟。后來曉得那很有好處，歌詞容易背，記了單詞、句型、語法，還有美國人的講法習慣。

俞家兩姐妹個子都不高，身體都胖胖的，俞大縝更胖一些，而且體弱多病。

俞大絪的身體好一些，多年在北京大學英文系做教授。中國曾經最流行的英文教材之一，是許國璋和俞大絪教授編寫的。我小時候曾跟隨父母到北京大學去看望過俞大絪好幾次。她的模樣至今留在我的記憶里：頭發梳得很整潔，滿臉是笑。她身上穿著對襟的深色絲棉襖，繡著暗花紋，雍容華貴，又平易近人。

每次去，父母仍像學生去見老師一樣緊張，父親通常要穿上西裝，母親則換好旗袍。我們小孩子，也都要換衣服，梳頭洗臉，格外裝扮。父母親說：俞大絪教授是名門后代，又曾留學英國，生活態度非常嚴肅和精致。如果我們容貌衣著隨隨便便，是對她不尊重。俞大絪的家在燕南園里的一處平房，那房子里不很明亮，暗暗的，書房四壁都是頂天立地的玻璃書柜，里面塞滿了書。

每次去俞大絪家，父親會特別熱切地察看書房里的大書柜，回家就會發一通感慨：如果有一天，我也有一間書房，也能安放這樣的大書柜，此生足矣。但是我們家總是房子太小，沒有空間給他做書房，更沒地方讓他放大書柜，就是有地方，我們也買不起大書柜。

我們到俞大絪教授家，雖是學生拜望老師，俞大絪仍會像招待朋友一樣，請父母兩個喝茶，坐在客廳里談天。俞大絪是個開朗快樂的人，比較喜歡講話。或許因為父母都是她的得意弟子，所以她特別樂意跟他們談天。但是俞大絪教授的丈夫曾昭掄先生，卻非常沉默。

去俞大絪家好多次，卻只見到過曾昭掄先生一兩次。后來才曉得，曾先生原本也是北京大學教授，一九四九年后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化學系主任。一九五一年又任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一九五三年成立高等教育部，便任高教部副部長，直到一九五七年。我想，就是那幾年里，我們去俞大絪家，見到過曾教授。

記得我們到了之后，曾昭掄教授在門廳里，跟父母打個招呼，握握手問問好，寒暄幾句，然后俞大絪教授招呼我們一家進入客廳，他就不見了。

母親在西南聯大讀書時的好友許阿姨，專業化學，是曾先生的親傳弟子。許阿姨曾告訴我，一九五Ｏ年曾昭掄教授應周恩來總理召喚，從英國回大陸工作。途經香港，召開了一個西南聯大校友集會，曾昭掄教授向他過去的學生們發表激情萬丈的演講，動員青年們回歸大陸，為中共建政服務。許阿姨就是受到曾先生的鼓舞，當場報名，毅然帶了全家回到北京的。

可是好景不長，一九五七年曾昭掄教授被打成大右派，不光丟了高教部的官職，甚至連北京大學化學系的教職也丟了。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數次努力，想把曾昭掄調去，但校黨委始終不答應。最后是武漢大學校長李達把曾昭掄教授請去湖北任教。從此曾教授常年在武漢，所以我們再去俞大絪家，當然就見不到他了。

我的母親一九五七年也被劃做右派，父母兩人就不敢再多與友人來往，免得給別人惹不必要的麻煩。但我們還曾到北京大學燕南園去過幾次，看望俞大絪教授。母親說，俞大絪教授一個人孤孤單單，需要有人表示關心。父親說：那兩年俞大絪教授明顯地變老了，心情非常不好。

后來中國政治運動一次接一次，毫無間隙，而且日益殘酷，正常人之間，壁壘越加森嚴，稍有不慎，就可能粉身碎骨。父母親在家里，會經常提起俞大絪教授，叨念不知她近況如何，很擔心北京大學的極左潮流，會傷害俞大絪教授。

不出所料，史無前例的“文革”終于從北京大學發作起來。我家很快就沉了船，難以自救，不敢也無法顧及他人。過了些時，我因為會拉小提琴，參加了北京一個中學文藝宣傳隊，到北京大學去集訓幾個月。母親悄悄囑咐我，想辦法打聽一下俞大絪教授的消息。

我曉得在北京大學極左氣氛中，不可能公開打聽俞大絪下落。我曾經趁著月黑風高，偷偷跑去燕南園。可是沒有找到地方，父母拜望俞大絪教授家的時候，我年紀還小，而且只是跟隨，從來沒有想到要記路，有一天會獨自來探聽她的安危。燕南園已經面目全非，到處是標語大字報，門窗殘缺，庭院荒蕪，一派破落，再看不出原是教授學者們居住的地方了。

后來我想方設法，找到英文系所在，從那里的標語大字報里，發現對俞大絪教授的辱罵，她已經“自絕于黨”。我當時讀到打了大紅叉的標語，頭腦麻木，手腳冰涼，一時不知身在何處。之后我打聽到，“文革”發生之后，俞大絪教授家先后被紅衛兵抄過多次，書籍文物都遭毀滅。北京大學紅衛兵抄家時，強迫俞大絪教授下跪在地，紅衛兵剝除她的上衣，用皮帶狠命抽打，鮮血淋漓。俞大絪教授終于不堪侮辱，悲憤難抑，服藥自盡，年僅六十歲。

母親聽說了以后，獨自關在小屋里，痛哭了很久，以后連續幾日，什么話也不說。父親后來告訴我，俞大絪教授因為出眾的聰明才智，加以學術方面的成就和能力，一直特別要強，又特別的高傲。曾昭掄教授受辱，已經給她許多打擊，她能堅持下來已經很不容易，后來直接迫害到她自己身上，她就絕對無法繼續忍受。士可殺，不可辱，那心情父母親都是能夠想象得到的。

曾昭掄教授早在一九六一年就患了癌癥，可他一直堅持研究和教學工作，甚至還在重病期間組織學生完成《元素有機化學》叢書，但他的癌癥已經擴散。隨后“文革”開始，曾昭掄教授不僅得不到醫護治療，反要被批斗被隔離，加以妻子俞大絪的辭世，曾昭掄教授終于支持不住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離開了他曾貢獻畢生精力卻難以贏得尊重的祖國，他才六十八歲。

從此我在家里，再沒有聽父母親提到過俞大絪教授。我想，是因為他們心里忘不掉她，提起她會引起太多的傷感。我知道，俞大絪教授，還有曾昭掄教授，將會永遠地活在我們大家的心里，我們的子孫會一代一代地記住他們。